中国原始宗教意识的出现和发展

摘要: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巫觋祭祀等宗教活动在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历史发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处在原始宗教发展的鼎盛阶段,构成了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了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宗教意识之浓烈,巫风之兴盛。大规模的公众崇拜和神灵信仰反映了红山文化较为复杂的原始宗教形态。关键词:红山文化;原始宗教;图腾宗教不仅在国家起源和统治集团形成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早期文化制度、价值观念以及哲学思想的确立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中国原始宗教意识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为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提供了最早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规范,而且为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及其文化传统,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原型。史前人类的其它思想意识大体是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同时发展的。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出土的大量玉石雕、陶泥塑以及“坛、庙、冢”的发现发掘,为揭示史前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原始宗教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一、关于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的学术梳理在红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方面,囿于当代中国原始宗教理论的原因,仍然没有出现像探讨其他问题那样的论著群,亦没有达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性高度。大体都是罗列性的,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比较系统的有曹彦生《红山文化的人类信仰初探》、靳桂云《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张永江《试论红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等数篇论文。另外在研究红山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多有零星的涉及。如在祭祀文化的研究上,由于没有过多的理论限制以及红山文化出土材料的典型性,近几年已成为红山文化研究的热点,成果也多。系统研究的有苏秉琦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郭大顺的《红山文化》之《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及其系列论文;田广林的《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等等。其它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以及玉器、特殊性陶器的功能方面也有较多的涉猎,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对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以曹彦生、张永江、靳桂云等专题论文较为系统。曹彦生认为,红山先民是“沿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信仰轨迹”展开的,而“红山文化晚期的祖先崇拜,正处于女神向男神潜化的中间期———两性神阶段”[2]。张永江认为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即“从自然崇拜到工具崇拜”“从动物崇拜到灵物信仰”“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发展过程[2]。靳桂云从红山文化信仰的对象入手,指出“谷物神、地母神、山神等自然神都受到红山文化居民的崇拜”,“而生殖女神、图腾、女祖先则是红山文化居民膜拜的主要对象,祖先崇拜在红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生活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3]。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再细致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从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材料看,原始单纯的自然崇拜已融入更高级的图腾崇拜中,图腾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呈现出所谓规律性的演进过程。图腾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巫觋祭祀等宗教活动在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历史发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处在原始宗教发展的鼎盛阶段,构成了红山文化先民原始宗教的信仰体系核心内容。站在今天人类认知立场,一些资料直观看起来是某种信仰的反应,但实际未必是那么简单,揭开材料的表面现象,可能里面隐藏着更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各个材料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甚至是交叉关系。某一个体考古资料有可能成为多种思想意识、数个宗教信仰的共同选择。要科学的诠释那些谜一样的材料,复原那个时期人类的思想,需要多种相关知识,多角度、多层次的、多回合的争讨。要把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建立材料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从而达到认识事物目的本质。二、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体系的理论分析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已发掘的典型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各类神性资料,这些资料按着当前学界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女性崇拜、天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大量的用于巫觋祷告活动的祭祀遗迹等几大类。这些考古资料目前还不能准确区分时间上的先后,也不能武断的依着某种理论去对号入座,但却是反映着红山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很难分得清的原始宗教形态和体系。而红山文化原始宗教体系大体应是以图腾崇拜、女神崇拜、天地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和主体结构展开的。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与图腾崇拜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图腾研究中,大体有两种倾向,绝大部分学者支持史前中国文化普遍存在图腾,但是更多的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并没有对西方图腾理论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及其对我国史前考古材料科学的分析。一部分学者则相当谨慎,他们不认同中国史前普遍存在过图腾崇拜,如冯汉骥认为亚洲境内各原始民族很少有图腾的迹象[4]。张光直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并没有发现典型的图腾崇拜的材料,不赞同简单的附会[5],产生这样的分歧,大体源自于对西方图腾理论的不同理解以及我国考古材料发现的状况。我们认为图腾是史前人类应当存在的一个社会意识现象和过程。但是,并不是说每一地方、每一时期的史前文化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图腾崇拜的宗教基础应是原始自然的动植物崇拜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其社会基础应该是以氏族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在氏族不断分裂中,一个氏族为了与其它氏族相区别,从而更好地巩固族外婚,便把原来最为崇拜的动植物升华为标志本族的一种徽帜。一般来说,图腾是否存在于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要看研究的史前文化遗迹中是否有反映动植物等神性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资料,这种实物资料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同世界各地史前时期人类文化一样,发生在65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晚期遗迹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神性崇拜及其相关的资料。尤其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雕、陶塑,其中有很多都是动物的造型及其动物原型的抽象化。他们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文化内涵,而且大都是以玉雕的方式存在的。二是要看这个史前社会氏族的发展状况,图腾崇拜的发生、发展、衰落是有其历史阶段性的,大体形成于氏族社会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到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状况一直到进入父系社会时还要存在一段时间,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的尾声。红山文化遗址采集和出土了大量动物造型玉石器和少量的陶塑,诸如猪首龙形器、鸟形器、龟形器、玉鱼、玉蚕等,每种动物都应该是某个氏族或氏族集团的图腾标志。通过对红山玉石器及其他考古材料的仔细分析,红山文化是以“猪龙”“凤鸟”等动物形象为其主要的图腾崇拜对象,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的氏族社会中以“猪龙”“凤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多,并以“猪首龙形器”“鸟形玉器”以及“勾云形玉器”为其各自氏族的图腾徽帜,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氏族集团,并在这些氏族集团的基础上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不同的氏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氏族图腾。一个氏族集团选择何种物类为其图腾,是与他们生活地域的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以及社会分工紧密相联的。这些特征与族群、成员、地域、宗教信仰相结合,并以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以区别于其他氏族或氏族集团。选定的动物成为原生图腾之后,还有一个与外族相融合的过程,或原生图腾增加了新内容,或产生了新图腾。图腾的内涵不断丰富,图腾物与神、与上天沟通的功能不断加强。图腾使一代又一代的族人凝聚起来,于是同一族团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这样,图腾往往与敬天崇祖意识融合在一起。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而演变。通常,氏族社会的发展演变遵循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通过考古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同样循着一个氏族分裂发展成几个氏族,同时产生了几种图腾崇拜。红山文化先民的图腾发展应循着动植物崇拜到图腾崇拜,由较少的、较简单的图腾崇拜到较多的、较复杂的图腾崇拜发展的轨迹。即猪崇拜到猪—龙图腾崇拜,从鸟崇拜到鸟凤图腾。红山文化除以“猪龙”“鸟”为主要图腾对象以外,还应存在着其它动物图腾,如龟、蚕、鱼等,这些动物都可能是红山文化某些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对象。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随着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其图腾崇拜有渐趋统一化的趋势。“C”形玉龙和勾云形玉器的出现,应是部落联盟形成的实物证明。从中国史前文化的考古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颇具典型意义。以“猪龙”和“鸟”为主要图腾对象的红山文化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对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的猪龙、凤鸟图腾应该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龙凤图腾的滥觞。红山文化的女神与祖神崇拜女神崇拜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发展演变,一般来说她的最初形态是对女性的生殖崇拜。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得到全面提升以及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扩展,人们由关注女性生殖,逐渐转移到关注探索氏族的祖先等更多的方面,于是女神由生殖女神升华为祖先女神。这一过程,并没有明显的划分,或者有一个渐进演变过程,或在生殖崇拜的同时也开始了祖先崇拜。无论是作为生殖女神,还是作为祖先女神,她们都会被请进全族最盛大最庄重的地方,被人们供奉和祭拜。至母系社会中晚期形成了既有崇拜观念,又有祭拜内容并以一种隆重礼仪形式表现出来的系统完整的女神文化。女神文化在母系社会中晚期达到了鼎盛,并与母系社会相始终。即使历史发展到了父系社会,应当还有其文化的余绪。随着父系社会的急剧发展,女性地位大幅度的下降,女神文化也走向了衰落。但是女神崇拜的观念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演变成为永志难忘的古老神话而广为流传。当文字产生后,那些古老而美丽的神话便成为纪事家们第一批追忆先祖的宝贵资料。中国史前丰富的女性考古资料与历史时代的女神神话是存在着密切的递嬗关系的。近20多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关于女性雕塑有突破性的发现,不仅数量多,种类也不少。在中国北方发现的女神雕塑中,尤以红山文化女神雕像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反映生殖观念和女神崇拜的考古资料。196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掘的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1件人形陶塑,泥质褐陶,半身,头部残缺,胸部乳房突起,臀部肥大,下部周边刻划细竖条纹,陶塑体所表现的女性特征非常明显[6]。1981年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石雕女性造像,高35.5厘米,鼓腹、凸乳,双臂抱腹,屈腿蹲踞[7]。1979-1982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0多块陶塑人像残片,其中有两件为女性特征鲜明的小型裸体孕妇塑像[8]。裸体立像,头部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曲,手贴于上腹,有明显表现阴部的记号。1983年,在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的陶塑女神头像和大量的残破孕妇像[9]。大型陶塑女神头像高22.5厘米,眼眶内镶嵌墨绿色玉片眼珠,炯炯有神,威严庄重,成为女神崇拜中比较突出的材料。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所出土的女神像首先应该是史前人类生殖观念的反应,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氏族成员的生殖崇拜观念也在不断发展中,原始人的生殖崇拜融入更高的文化观念———巫女神和女祖先崇拜中。红山文化的女神崇拜经历了一个生殖女神崇拜到祖先女神崇拜的过程,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类女神崇拜现象都存在着。无论是考古资料、现代文化人类学材料,还是对少数民族的田野考察资料,都证明在原始时代的中国,曾经普遍存在着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一种最普遍的意识形态。祖先崇拜是人们在对自身由来的认识中形成的崇拜体系,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理解,其思想核心是祖先亡灵的崇拜。在被发掘和被调查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女性石雕、泥塑像,同样发现了颇具典型的男性玉雕、石雕、泥塑像。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的玉立人像,敖汉旗四家子草帽山出土的男性石雕头像,最具典型的是2010年在敖汉发现的泥塑男性,被很多学者确认为是祖先崇拜的象征。以敬天崇祖为中心的祭祀文化1979年5月,在辽西喀左县又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东山嘴遗址,为中国北方史前社会精神世界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遗址经1979年和1982年两次发掘,石砌建筑基址暴露无疑。其建筑基址占据了整个遗址,依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建筑基址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基址内上部堆积有黑灰土夹碎石片层,底部为黄硬土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基址四边均砌有石墙基。值得注意的是,方形基址内散布大量的石块,可明显地分辨出3处石堆,其中南侧中部石堆最大。同时,该基址还可分辨出几块立石相聚成组的现象,一般为3、4块立石为一组。东翼右墙基内也有大块平卧的石块和红烧土面,由此构成方形祭坛的主要内容。方形基址南部分布有两组圆形石砌基址,形成南圆北方的对应关系。该遗址被考古学家确认为一处大型的史前文化祭坛[10],并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共识。继东山嘴祭坛遗址之后,1981~1985年间,辽宁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地区又有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即在牛河梁先后发现红山文化遗迹地点十余处,形成巨大的遗址群。遗址群是由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祀性礼仪性建筑群。这个遗址群,已形成坛、庙、冢三位一体完整而严密的组合[11]。对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的研究,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大都认为是史前一处以祭祀祖先为核心内容、规模巨大的祭祀中心。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及其遗物的发现,为同时期的史前文化所仅见,被认为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象征。正如郭大顺所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由辽西山区的一项考古新发现而引发,也引起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和艺术史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势头至今仍持续不衰。红山文化从此而异军突起,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12]关于红山文化崇祖敬天的祭祀活动,近几年多有学者论述,从东山嘴祭祀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有以下几个阶段性、区域性文化特征:红山文化祭祀场所的固定化和专门化;祭祀活动的制度化;祭祀活动的仪式化和用具的礼器化;祭祀活动的更加神秘化。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布局及其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东山嘴遗址,还是牛河梁遗址,先民祭祀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既有祭祀天地、祖先亡灵的内容,又包含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内容。甚至还应有当时当地人们特有的某些祭祀内容,而这些独有的祭祀内容尚未被今天的研究者所发现和理解。祭祀内容的包容性、整体性、阶段的交叉性是史前祭祀文化的最显著特征。红山文化坛庙冢的面世,大量而精美的玉器、以无底筒形器为主的特异形陶礼器的不断出土,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男女神像的陆续发现,都表现了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原始宗教意识之浓烈,巫风之兴盛。大规模的公众崇拜和神灵信仰反映了红山文化较为复杂的原始宗教形态。祖先崇拜常常会表现出浓郁的神灵倾向,这是因为它常常与各种神灵崇拜形式相结合,甚至直接与自然崇拜结合构成图腾,在以巫覡祭祀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演变中形成了极富自身特色的宗教信仰体系。尤其是规模宏大的祭坛和宗庙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某一地区的若干聚落或群落已经共同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体系和同一行为模式中,实行一致的宗教典仪,信奉同一神灵和祖先,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乃至群系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13]参考文献:〔1〕曹彦生.红山文化的人类信仰初探.昭乌达盟蒙族师专学报,1990,.〔2〕张永江.试论红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3〕靳桂云.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68~73.〔4〕冯汉骥.禹生石纽辩.说文月刊,1944,4.〔5〕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117-11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7〕郭治中.论白音长汗发现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质.青果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8〕〔10〕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9〕〔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12〕郭大顺.红山文化前言.文物出版社,2005.2.〔13〕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2003.131.作者:杨福瑞 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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